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根基

事件回放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说，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

中兴通讯4月20日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提出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

2016年3月，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违反美相关出口禁令为由，将中兴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产品。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同意支付约8.9亿美元罚金。同时，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的3亿美元罚金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被暂缓执行。协议达成后，中兴被从美国出口限制名单中移除，中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恢复正常。

中兴通讯成立了总裁直接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组建了覆盖全球的资深出口管制合规专家团队；引入多家国际一流的顾问单位提供专业指导，构建和优化中兴通讯出口管制合规管理架构、制度和流程；引入和实施SAP贸易合规管控工具（GTS）；组织覆盖超过6.5万名员工的合规培训；全面配合美方指派的独立合规监察官对中兴通讯执行与美国政府达成的相关协议及出口管制合规建设进行实时、透明的监管，提供超过13.2万页文件。仅2017年中兴通讯就投入超过5000万美元用于出口管制合规项目，并计划在2018年投入更多资源。

然而，2018年4月16日，BIS以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并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函件中对此做了虚假陈述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

最近，有关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通讯公司出口产品的事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对制造业高新技术的热议。中国“芯”与国外技术的差距在哪里，在其他领域能不能有所作为？中兴被禁将给相关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我国又该如何尽快补齐短板，提升自身科技实力？

认清差距，莫让核心技术卡脖子

芯片，即集成电路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代表着当今世界微细制造的最高水平，相当于在头发丝百万分之一的精度上进行精细操作。

芯片产业被喻为信息时代的“发动机”，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集成电路产业一直是全球高科技国力竞争的战略必争制高点。

“一个国家如果高科技的核心领域长期被别人控制，很容易被卡脖子。而中国的核心科技尤其是半导体领域，与先进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不足，在资金方面的投入也远远不够。美国制裁中兴一事为国人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形成自己的能力，补上以前亏欠下的课，要在关键领域有所作为。”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表示。

“中兴危机”之后业界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在不少关键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没有掌握，必须客观认识到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以集成电路为例，当前的实际情况是，高端装备和关键材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高端芯片设计能力和先进制造工艺等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仍然很大。核心技术的缺失，严重制约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兴“禁售令”一方面透露出美国对中国迈向高端制造的焦虑，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正视自身存在的短板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差距。

“中兴事件既不等同于整个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但也不是中国制造中的个案。”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中国的“缺芯”困境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制造的现状：够大而不够强。

从大到强，关键看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链高附加值阶段是否发生了进口替代，是否迈向了产业链中高端，是否掌握关键技术并能迭代创新。

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坦言：“我们在芯片设计、制造等方面确实存在短板，特别是制造环节相对较弱，部分核心技术、关键设备没完全掌握，但这些技术我们都有布局，而且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

而在百花齐放的AI芯片研发上，我国也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怎样实现芯片设计的商业化，怎样扩大规模，怎样引领一个由人工智能转变的计算机世界。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国外芯片巨头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不论是在人才聚集还是公司合并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而国内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则又呈现百家争鸣、各自为政的纷乱局面；特别是每个初创企业的人工智能芯片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软件开发套件，既无法融入英伟达和谷歌建立的生态圈，又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

坚定决心，实现多领域高端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发展迅速，一批集成电路制造关键装备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技术水平全面提升。还有一批重大产品使我国核心电子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制造领域的中芯国际、华虹集团，装备领域的中微半导体、北方华创，设计领域的华为海思、寒武纪，封测领域的长电科技等企业，均已初现竞争力。

“只有强大了，对方才会把你当对手。‘禁售令’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警惕和担心。”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表示。

对于如何破解“缺芯”之痛，专家表示，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掉以轻心，要坚定自主化发展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在不断创新同时加大开放合作，实现芯片等多领域迈向产业发展高端。

在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看来，中兴事件给中国敲响了一记警钟。现在必须统一思想，摒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做法，痛下决心、坚持不懈把关键技术设备掌握在自己手上，否则会持续受制于人。

“中国有自己的显著优势，比如正在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拥有庞大的市场等。中国在半导体等领域发展速度极快，未来10年到20年，将有望补齐短板，进入第一梯队。”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对此信心十足。

得益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一些芯片制造、设计公司正逐渐转向中国，半导体行业高端人才也不断向中国汇聚。

“这些无疑都成为行业发展的加速器。”一位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感慨地说，过去“缺芯少屏”中的显示屏，经过十几年发展已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规模世界第一、引领全球技术演进，芯的问题也一定能破解。

当然，高科技发展需要更多耐心和信心。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跃升之路注定不平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干扰，我们都要保持战略定力，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和节奏，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作为一个坚持市场主导、开放包容的战略规划，也欢迎国外企业参与其中，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控制计算实验室主任、机器人芯片项目负责人韩银和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跟半导体芯片领域同样重要的是神经网络处理芯片，中国应该在这一领域建立起自己的优势。

2018年初，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便开发出的代号为“思考者（Thinker）”的芯片引起外媒关注，该芯片能支持神经网络处理，最明显的两个优点是低功耗和高灵活性。

据悉，阿里巴巴达摩院正研发一款神经网络芯片——Ali-NPU。

2017年底，中国初创企业地平线机器人发布了嵌入式人工智能芯片。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尹首一直言：“与应对之前信息技术的变革相比，中国以最快速度跟上了这次大潮。”

据《2018-2023年中国芯片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达到36亿美金，预计到2021年将达111亿美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增长迅猛，发展空间巨大。

在中国工信部2017年12月发布的《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中国政府确立了2020年有能力大规模生产神经网络处理芯片的目标。

尹首一表示，中国正致力于将来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创新引领者，人工智能技术要不断地进步，自然必须要有更先进的硬件技术作为支撑，而计算机芯片恰恰又是推动人工智能进步的一大关键性技术，这也同样有助于推动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

专项攻关，突破关键技术领域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但是，在建设科技强国的过程中，真正的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必须自力更生。

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并不对立，产业链上下游的国际合作和自主可控也并不矛盾。现如今，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芯片行业工艺复杂，上下游分工专业、联系紧密，封闭只会走进死胡同，要在开放中合作、以合作求共赢。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是干出来的。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中国已经吹起了“冲锋号”。制裁，可能短期会对部分企业产生影响，但不会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步伐，不会打乱对产业的投入节奏，更不会减少我们立志掌握核心技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半点决心。

正如一位芯片行业领军人物所言，“我们要正视中美差距，尊重美国同行。不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谁都不理，也不因为落后就妄自菲薄。老老实实干上十年，中国芯片业一定能有自己的国际位置”。

中兴通讯面临美国制裁，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我国关键领域应坚持自主研发，并亟待在关键领域有所作为，核心技术不能再受制于人。

作为全球主要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中兴通讯在与众多美国供应商合作的同时，为全美近13万个高科技就业岗位提供支持。然而，高通则是中兴通讯手机芯片的最大供应商，这使得中兴通讯授人以柄。

从通信基站到智能手机，谁掌握了高端芯片这一技术，谁就掌握了行业的核心。

项立刚认为，高科技发展必须要有时间的积累，渐渐形成专利、技术、人才、能力等各方面优势，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的突破。“我们既要看到与美国等国家的差距，也要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芯片领域也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如果尽快启动高端芯片的专项攻关，加之市场意识、资金投入、政策推动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应该会在5~10年时间里比较快地见到一定的成果。”

在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看来，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本质上是美国对近年来突飞猛进发展的中国科技水平一种围追堵截的手段，未来也不排除这种手段会成为一种小常态。“中兴之‘危’或许也是产业之‘机’，提醒我们要尽快强身健体。一方面，我们要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加强集成电路、元器件等领域的‘强芯聚核’工程；另一方面，也要着重加强产业链建设，加快形成从芯片到软件、系统、标准以及人才的生态建设体系，更加注重打造体系和产业链的竞争力，加快形成自主可控技术，增强整个产业的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徐晓兰表示。

保持定力，加速迈向制造强国

以芯片、高精密仪器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是全球制造争夺的重点，也是我国迈向制造强国过程中，必须要攻克的关口。作为制造业中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也是价值链上高利润、高附加值的领域，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疲软、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趋紧情况下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得益于完备的产业体系、坚实的制造基础和吸收新技术的巨大国内市场，我国先进制造创新从跟跑为主，进入跟跑在加快、并跑在增多、领跑在涌现的新阶段。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大型飞机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正带动群体性技术突破。

尽管如此，我国先进制造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上述工信部相关人士认为，主要体现在工业基础存在短板、高端人才短缺、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发展环境亟待优化等方面。加之国外跨国公司积极利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和组织模式，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掌控价值链高端环节，我国先进制造发展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

“先进制造短期看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长期看是国家经济命脉。”上述工信部相关人士表示，下一步要引导先进制造重大生产力布局，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实到产业中。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对中国制造而言，将制造优势与网络化、智能化相叠加，形成数字时代新供给能力是当务之急。

发展先进制造，也旨在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流程、材料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撬动存量转型。

技术改造红利让不少传统产业“旧貌换新颜”。任何一个领域的技术工艺突破都有可能将服务于其他领域。网络智能更为传统产业贴上新标签。一方面，个性定制、柔性供应、协同制造等颠覆现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加速融合，从传统中拓展出全新的领域与增长点。生态环保不仅是“硬指标”，更是新动能。

“数字与绿色正带来发展的新红利。”工信部总工程师陈因说，工信部将加快技术改造和智能化改造力度，带动传统产业迸发新优势。越是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技术，越诞生于协同演化、动态开放的创新系统。先进制造同样如此。抓住机遇实现先进制造能力的提升，更要搭建开放生态，促进创新要素的互动，释放“乘法”效应。

产业内部、领域之间开放生态正逐步搭建。高质量建设“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建立健全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世界先进制造集群……我国通过跨地域、跨领域的资源整合，搭建协同创新产业生态，引导先进制造重大生产力布局。

工信部部长苗圩说，“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领域，将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构建一视同仁的发展机遇等融入其中。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也大幅压减了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当前，外商投资的重点从加工制造逐步拓展到计算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在中国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近2000家。

不久前，苗圩部长在《学习时报》撰文称，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制造强国建设为主题，与网络强国战略紧密结合，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同时强调，着力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更加注重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技术研究，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支点，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打造高效立体的开放型创新网络体系，加快建立系统化、体系化创新机制，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此后不久即4月20日，苗圩部长又在《中国日报》发表中英文署名文章《深化制造业开放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秉承开放发展的理念，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结合，逐步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合作共赢的重要领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互利共赢、开放合作都是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坚持的根本原则。同时，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优化政府服务效能，持续改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