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活动在我一生从事的事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担任和兼任的职务也比较多。按2004年5月1日我进入离休状态之时计算,我曾担任的社团工作职务有: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和高级副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兼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留苏分会会长,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观赏石协会筹委会主任、名誉会长,中国宝玉石协会名誉会长,国际矿物液体包裹体学会名誉主席。此前,我还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第34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地质灾害研究会首任会长、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首届主任。
一、社团的重要作用
我之所以在众多社团兼职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社团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工作。社团作为政府与社团成员之间的桥梁,做好了社团工作也是对国家、对社会很有益处的一项工作。就政府来说,一是社团可以向广大社团成员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二是可以将一些想管应该管而因力不从心管不了的事委托社团来做;三是有一些事包括一些国际事务中的事由政府部门出面不方便去做的事可以交由社团机构去办;四是为了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也需要有社团组织来配合做些调研工作。就社团成员来说,社团组织一是可以帮助他们向政府、向社会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反映政府不易听到的意见和声音;二是可以帮助他们办些单个成员自身办不了的事;三是帮助他们研究一些共性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政策建议;四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可见,社团在社会生活中是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
二、社团工作方针
为了搞好社团工作,我在各个社团工作中都奉行“三三方针”,即“三项服务”、“三个依靠”、“三条原则”。
(一)三项服务
我在担任社团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倡导社团要“为国服务”。在为国服务的大前提下,我还提出 “三项服务”的要求,即社团要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社团成员服务,为发展社团事业服务。
(二)三个依靠
这三个依靠是,依靠主管与挂靠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依靠社团理事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依靠社团秘书处同志的团结奋斗。这也是我从事社团工作多年的体会。
中国现行社团管理体制是每个社团都必须有一个政府部门主管,必须有一个挂靠单位。在社团组建初期,社团所有工作人员和活动经费主要靠主管部门。即使在通过改革能够自主之后,社团的工作还需要主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社团主要负责人一般都由主管部门的现任领导或原来的领导来兼任的主要原因。
社团的领导一般是兼职的多,也有专职的,专兼结合的也有。不管是哪一种形式,仅靠理事长或会长是不够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毕竟有限。所以依靠常务理事会的整体功能来加强对社团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发挥秘书处一班人的团结奋斗就十分重要。
(三)三条原则
从事社团工作以来,我还坚持这样三条原则,即积极开拓、量力而行、逐步推进原则。
搞社团工作,在起步阶段都没有一套现成的章法,都要在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探索来开拓出一条道路。同时,还要随着变化了的形势来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在开拓中把社团工作推向前进。
开展社团工作的第二条原则是“量力而行”。做社团工作一般地说大家都总是想多干一点工作,多提供一些服务,这种心情是好的。但是由于社团的人才、知识和经费条件毕竟有限,不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定计划、办事情,一定要把需要与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自身力量的实际可能出发来行事。
“逐步推进”是我从事社团工作坚持的第三条原则。讲量力而行不等于不要开拓前进。搞社团工作总是应把工作搞得好一点,所以我是主张在积极开拓、量力而行的前提下,把社团工作逐步推向前进。搞社团工作太急了不行,不前进也不行,所以我是采取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逐步推进的办法来发展社团事业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
三、社团工作三大难点
社团工作也有难办的事。其中有三个比较大的难点。
(一)如何解决一头热的问题
从事社团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切希望自己的服务工作能够得到被服务对象所认可与重视。社团工作要得到主管部门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取得被服务对象的重视,他们认为你不是一个包袱,而是一个帮手,就要靠社团自身来努力,要按照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原则做出成果来,真正帮了忙,被服务对象自然就会重视你、支持你。这就是说,有为才能有位。
(二)社团活动的经费来源问题
社团活动成立之初,一般由主管或挂靠单位拨款给予支持,但按主管社团工作的民政部门的规定,社团也要走改革之路,一些社团要实现经费自给或部分自给,或逐步实现自给。这就给社团工作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经费自立问题。可钱从哪里来?经过多年探索,走出了一条经费来源多元化的路子。一是承担主管部门或挂靠部门委托的研究课题任务,获得一些项目经费;二是承担中介服务和咨询业务得到一些劳务费;三是有些活动争取与有关方面联办;四是争取社会有关方面、有关人士的赞助与支持。报纸与杂志还可以通过扩大发行量和合法的广告收入解决经费问题。正是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我所负责的几个社团能够正常地把各种活动开展起来。其中,中国矿业联合会和中国矿业报社还通过自己积累和会员支持不仅满足日常活动的耗费需要,而且还买了办公用房,使自己有了立足之地。
(三)如何将各方力量凝聚成合力
根据多年的实践,我采取“先当学生,再当先生,有事多商量”, “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和“小事要宽容,大事不马虎”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难题,看来效果还是好的。
社团的日常工作是由秘书处来负责进行的。秘书处工作如何与是否有一个称职的秘书长关系极大。秘书长当然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活动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善于把领导意图与主创精神结合起来的艺术,要有善于团结带领秘书处工作人员进行共同奋斗的本领。
四、三个社团工作
在我众多兼职的社团活动中,以中国矿业联合会(1990~200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1985~2013年)和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留苏同学会(1993~2008年)这三方面工作花的精力较多。
(一)中国矿业联合会
中矿联是我众多兼职中的一项主要的社团工作。我在中矿联担任会长有16年(1990~2006年)之久。
中矿联是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简称。中矿联是在我国工业界吕东、袁宝华、高扬文等三位元老的积极支持下于1990年成立的,成立之初叫中国矿业协会,后来由于会员成分的变化,改称为中国矿业联合会。
于1990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我担任中国矿业协会的会长。吕东、高扬文、袁宝华、孙大光等几位任荣誉会长。
中矿联成立后,在秘书长郭振西等同志的协助下,很快建立了秘书处办事机构,建全了一套规范化的工作制度,并在西安办的《矿产开发报》和鞍山办的矿业杂志的基础上先后创办了《中国矿业报》和《中国矿业》杂志,同时请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中国矿业报》题写了报名。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江总书记为何用繁体字和简体字各写了一份报名。按流行做法应该用简体字,但繁体字又比较丰满好看。怎么办呢?恰巧,这时毛里塔尼亚总统塔亚夫妇访华,我当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在江总书记欢迎塔亚总统的宴会上,时任中矿联副秘书长的我的妻子尹惠宇作为陪同团团长夫人坐在江总书记左侧。于是尹惠宇就趁机请示江总书记,可否以江总书记写的繁体字作为《中国矿业报》的报名。江总书记当即表示同意用繁体字。就这样,把一个难题解决了。直至今天,《中国矿业报》仍用这个繁体字作为自己的报名。
中矿联从成立后,本着“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矿业企事业单位服务,为发展矿业服务”的“三服务”方针,逐步推进的工作原则,积极开展了七方面工作。一是围绕国家大局和主管部门中心工作开展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承担主管部门委托办理的业务活动。二是紧紧围绕矿业、矿山、矿城、矿工等“四矿”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开展调查,并向政府提供解决“四矿”方面问题的对策建议。三是了解“四矿”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向政府系统有关部门反映“四矿”方面的呼声与要求,并向政府提供解决“四矿”方面问题的对策建议。四是向会员单位提供相关信息和可能的咨询服务,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会员单位排忧解难。五是组织、协调或参与会员单位举办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如先后召开了七次“中国矿业城市发展论坛”,交流矿业城市在推进转型谋求可持续发展取得的经验,促进矿业城市持续发展。六是参与国际矿业界的一些交流活动。七是推进社团机构的自身建设与改革,不断改进报纸、杂志的采编、出版与发行工作。
由于全体理事和秘书局工作人员的努力,中矿联的工作得到矿业界同行、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有关人士的认可,作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成员,多次被中国工经联评选为先进行业协会。2002年还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民间社团”的称号。
(二)留苏分会
留苏分会是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留前苏联和独联体国家学生分会的简称。留苏分会是1989年5月14日成立的,从1993年起,我作为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开始兼任留苏分会会长以来,已有14个年头了。现有会员300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江泽民、李鹏、刘华清、李岚清、钱其琛、宋健、李贵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是留苏分会的会员,并都参加了我们分会的一些重要活动。
留苏分会围绕“为国服务”这个总的指导方针,在以汪熊龄为秘书长的秘书处一班人共同努力下,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一是为国家和地方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二是为发展中苏、中俄、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做促进工作,组织学长们参加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驻华使馆在北京举办的各种活动。三是组织学长开展学术交流、假日联谊、健康咨询、节日联欢、返校访友等各种活动。四是为特殊困难的学长排忧解难。五是组团出访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看望中国留学生。六是作为总部设在莫斯科的留学前苏联和独联体国家的国际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学联)理事会理事,参加国际学联举办的活动。
留苏分会有一个活动能力强具有高度奉献精神的秘书处工作班子,他们都是留苏学长,自愿参与秘书处工作,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每周一到周五的轮流值班制度,以及每周一次的集体办公制度。根据理事会和会长会的决定来推进各项工作和会员们的接待服务工作。他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如纪念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并发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重要讲话4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在2006年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中举办了“学子之路——中国留苏同学成就展”以及近若干年来每年一度的有一两千人参加的春节联欢活动。
留苏分会还编印出版了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钱其琛同志作序的大型画册——《学子之路》。画册中展示反映了留苏学长们当年在苏联勤奋学习,回国后报效祖国的800多幅珍贵而又生动的照片,并收录了1万多名留苏学长的名字。在征集照片活动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宋健等学长都积极主动地提供了当年在苏联学习和实习时的珍贵历史照片。这个画册问世后,不仅深受学长们的欢迎,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良好的反响。很多领导同志在出访时当作一个重要礼品赠送给外宾。当年俄罗斯的叶利钦总统、普京总统和乌克兰的库奇马总统以及独联体国家重要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在获得这个礼品后都很高兴。
留苏分会还组织学长们撰写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等三本回忆录。
留苏分会在全体理事和秘书处各位学长们共同努力与辛勤劳动下,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绩。不仅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为活跃的、工作最出色的分会之一,多次受到欧美同学会总会、总会领导的表扬和肯定,而且得到国际学联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驻华使馆的称赞与肯定。1999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作为留苏分会的代表我接受了叶利钦亲自授予的俄罗斯友谊勋章。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2001年访华时,我和其他几位学长也被授予了乌克兰国家勋章。由于留苏分会活动得到社会认可,在2006年度中国十大系列英才评选活动中我作为留苏分会代表被选入中国十大管理英才之列。
(三)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简称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或地学哲学学会)的研究活动是我从事的社团工作中费时最多的三个社团之一。
地学哲学委员会是1983年在福州成立的。当时,在那里召开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首届地学辩证法学术研讨会。会上成立了以张文佑院士为组长的地学辩证法组。我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从哲学角度以《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的若干关系》为题作了学术报告。这也就是我参加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活动的开始。
后来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遇到了时任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的龚育之同志,他邀请我参加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总会的活动和理事会的工作。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朱训同志,我们请您参加研究会总会的活动并不是因为你是地矿部部长,而是因为你对自然辩证法有研究,也有兴趣。”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便讲什么了,于是就默认了这件事。
大概就在这前后或稍早一点,张文佑先生辞世后,地学哲学研究活动因群龙无首而停顿了一个时期。研究会的元老钟林同志,还有研究会的吴凤鸣同志和丘亮辉同志几次找我,要我出面担任地学辩证法组的领导工作。经几次推辞不过,而被“拉下了水”。1988年10月5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地学哲学学术年会和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地学辩证法组更名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并推选我为理事长。从此开始了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长的工作达25年之久,在接替龚育之同志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之后,仍然兼任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长一职。
在担任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长工作期间在历届秘书处同志们的协助下做了三件事。
一是明确提出地学哲学委员会研究工作与研究活动必须坚持“为国服务的宗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坚持老中青相结合。
二是经过探索与不断总结经验,地学哲学委员会的活动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委员会坚持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年会,每次年会有一个主题,每次会后出一本文集,在两个年会之间,在北京或京外某地召开一次区域性地学哲学学术研讨会,此外还不定期地召开一些小型专题研讨会。从1983年算起,现已召开了16多次全国性学术年会。今年要召开第17次全国性学术年会。
三是开展地学哲学委员会的研究活动产生了《地学哲学概论》、《找矿哲学教程》、修订出版了《地学哲学新编》、组织编写了大学参考材《地学科学哲学》、“就矿找矿论”和“阶梯式发展论”等一批研究成果,建立了“地学哲学文库”,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专著和《地学哲学通讯》。
地学哲学委员会在学术研究中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一系列有关资源国策、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政策建议,通过多种渠道反映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由于地学哲学委员会全体理事和秘书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使委员会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成为最活跃的分会之一,不仅多次受到总会的表扬和主管部门领导的肯定,而且得到李瑞环、宋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与肯定。□
(作者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