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3月和7月,科技部人才中心两次赴藏,联合西藏省科技厅及相关媒体组成调研组走近西藏地质背景与成矿作用研究创新团队,了解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对象在入选前后的工作、生活。
在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陈旧的办公楼前有两棵遒劲的苍柳。多年来,两棵树会发现一入夏,出入这里的很多汉子都会不见几个月,等再露面已是蓬头垢面野人模样。这其中包括西藏首位且唯一一位院士多吉,也有地调院的院长刘鸿飞。
早上7点,达孜县拉抗俄矿区,严刚和同事在海拔4000米的营地备好干粮和水,向一座无名的山峰攀去。由山脚一路向上,他们经过“春”“夏”“秋”,下午3点,到达海拔5800米的顶峰。这里白雪皑皑,正值严“冬”。在认真勘察并背起几十公斤的矿石标本后,他们打着手电回到山下已是下半夜。
吴华捋了捋日渐后退的发际线,这位看起来略长于实际年龄的遥感地质专家来西藏后头发掉得有点多,他也说不清是每日加班忙的,还是想远在成都的儿子想的。半年没回家了,上次告别家人时孩子还在襁褓中,现在该能说话了吧?
团队骨干,地调院副院长张金树已经不知道来过这个矿山多少次了。他已经一整天没顾上喝水了,从开水瓶里倒出一杯刚烧“开”的水晃了晃,很快喝下去。西藏沸点低,八十多度水就能开了。
……
这是西藏地调院的几幅画面,更是西藏地质背景与成矿作用研究创新团队的日常生活,面朝圣土背朝蓝天,一次次在重大发现背后是他们异乎常人的忍耐和默默无闻的付出。他们的累累硕果与积极布局,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地区地质背景与矿产关系的研究,开创了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新局面。
条件艰苦是常态
出了拉萨,沿着著名的318国道川藏线,一路向东,越野车里播放的藏族歌曲,像是窗外高原风景的背景音乐。张金树告诉大家,“现在条件好了,不过这么好的车,平常我们也不用。”
每年转暖后,在野外进行科研加生产成为生活常态,地调队员一进深山至少则三四个月,多则半年。张金树记得以前出野外坐的是老式北京吉普,几天颠簸下来,脸上贴满灰,脏乎乎的只看得见两只眼睛。当地人常说的“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勘探的”说的不光是坐完车,在野外几个月不洗澡也是常事。
一进深山,荒无人烟,地调队员就像走入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四五千米以上的高海拔,早晚几十度的温差,还有太多的不可预知……两年前,团队领军,地调院院长刘鸿飞乘车赴野外检查工作,一个大坑开过去,尾椎软组织损伤,至今不时复发。与更多的突发事件比起来,这只能算是小意外。
位于墨竹工卡县的驱龙特大型铜矿是团队的重大成果之一,探明储量1036万吨,亚洲第一。在其勘测过程中,张金树和同事遭遇大雪封山,几天都没吃上任何食物,只好驱车下山捡蘑菇,途经一条河流时,车轮突然陷入泥中动弹不得,有经验的人知道,雪山冲下来的河水习性无常,上一分钟水深一米,下一分钟就有可能涨到两米。“水又大,还凉得刺骨。”张金树当时一度绝望。好在同行的另一辆车迅速抛来钢丝绳,几人顺着爬出,才算有惊无险——这,就是地质工作者的常态,艰苦、孤寂和危险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地调院的每位成员都有一个榜样,那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从藏北无人区到藏南高山峡谷,他在雪原得过雪盲、从山上滚落摔伤、亲密接触过山体塌方,30多年来足迹遍至西藏山山水水。至今张金树都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吉在羊八井打出我国第一口高温地热井时,头发都长得可以扎辫子。
除了西藏本地的地质队伍,高原上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各系统的,一百七十多支地质队伍常年在此作业。一旦他们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团队成员李全文就会率救援队在全区范围内负责救援。不论远在阿里,还是那曲,他们都会连人带车星夜兼程。因此,中国地质调查局拉萨野外工作站也被称为地质行业在高原上的“120”。目前,各地质队伍都配备有北斗导航终端,通过主控室,地调院在拉萨就能监测到每一支同行队伍的情况。自1999年我国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以来,尤其是李全文担任西藏站站长以来,青藏高原上没有发生一起地质人员殉职事件,地调院功不可没。
但并不是所有的地质工作人员都如此幸运,就在2012年2月,陕西3名地质队员在可可西里科考失踪,陕西、青海两省发动数千人员搜救却一直无结果。直到4月19日,其中一名失踪地质队员的遗骨才被当地牧民找到。其他地区几乎每年都有地质工作者遇险事件发生,可见地质工作的艰险。
摸清家底是目标
“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瓶颈,我们买人家什么矿,什么矿就涨价。如果摸清家底儿,跟人谈判底气也足。”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介绍道,建设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既是国内需要,也能增强我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上的话语权。
年轻、奇特的地质构造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将这里建成“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可在这圣土之下究竟蕴藏着多少资源?怎样才能摸清我们的资源家底?这正是以西藏地质背景与成矿作用研究创新团队为代表的地质工作者的目标所在。
“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预计整个青藏高原,矿产资源总量可达铜8000万吨、金2000吨、铅锌3000万吨,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资源储备基地。
回顾西藏过去几年令人振奋的地质找矿成果,西藏地调院是重要的参与者。2012年初,“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该届唯一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在获奖单位名单上,西藏地质背景与成矿作用研究创新团队则是地调院的核心。东三江斑岩铜矿勘查规划部署研究,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斑岩铜矿勘查规划部署研究等一系列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地区地质背景与矿产关系的研究程度,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所划分的找矿远景区和靶区,一定程度上对西藏地质找矿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除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分报告也获得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以及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好评。
将近两个小时后,车窗外已不见人迹,四下洋洋洒洒飘起雪花,此时北京早已穿起短袖。远近皆是叫不出名的苍山,山势陡立,有如刀斧劈削。车在碎石砾铺就的小路蜿蜒上行,不停的“咯咯嘣嘣”声,让车上的人不禁担心起轮胎。不过,在张金树看来,这条路真真算条好路,三个轮胎着地、一个轮胎悬在断崖外的情况,他们常遇到。
四海之内是兄弟
团队的灵魂人物多吉院士来自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调研头天他在外地开会,调研组向团队其他成员问到他的家庭时,没有人说话。原来,因为长期在地质队从事户外地质勘探工作,夫妻聚少离多,多吉院士已单身20多年。“那后来没再找老婆?”调研组不知谁问了句,“找不着,山上除了地调队员,基本上就只有牦牛。”多吉院士在山上的日子居多,下山基本上就是充实补给,每次下山都如野人归来,也从没考虑过个人问题。就这样过了二十年,直到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在山下的日子也开始多了,才考虑组建家庭照顾生活起居。
“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讲太奢侈了。这个团队里,有两个成员是多吉院士的直系学生——张金树和吴华,两人相差六岁,都是山东人,老婆孩子都在内地,平均一年能见孩子一两次。父母在山东,妻子和孩子在四川,工作在西藏,“家”在哪?这不是他俩的个别情况。另三位八十年代来藏的六零后刘鸿飞、徐开峰、黄炜都是老婆孩子在四川,李全文老婆孩子在贵州,都是一年一次探亲假。在这里两地分居,甚至三地分居是再普通不过了。
除了像郝建亭这种为了追随在地勘局工作的男友而义无反顾的团队成员以外,所有的新生代依然延续夫妻分居是必然结果。87年出生的旺姆是四川康定藏族人,大学期间谈的男朋友,犹豫了好久,直到去年才结婚,又要两地分居,男方在成都工作。89年出生的王雨,西藏第二代,大学毕业后选择在地调院工作,父辈建设西藏,子孙继续留在这里工作,这种情况在西藏地质队伍中俯拾即是,有的人已经是第三代了。奉献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
当调研组问起大家的孩子多大时,吴华脱口而出“一岁半”。后来又想了想,掐了掐手指数了数,“不对,是一岁七个月”。这一年半里,他只回去过四次,孩子会叫爸爸了,却常常对着墙壁和陌生人叫,吴华在电话里听到好不心酸。
孩子大的都说不好管,做父亲的说几句,青春期的男孩女孩马上顶上了:“你有没管过我,家都没怎么回过,凭什么说我?”父亲们无语了,对家庭,对子女,他们是有亏欠的。
说到地调队的后方,有人笑着形容,这里更像是梁山,来的都是好汉,都是兄弟,一起工作,也就不想家了。
地质工作除了团队成员之间彼此建立了兄弟之情外,也让他们和当地的藏民建立了鱼水之情。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高原氧气稀薄,却还不是队员们想去就能去的。每到一处,先由地勘局、国土资源厅、科技厅的领导跟县里、乡里、镇上、村里的干部协调,再由他们跟本地藏民说明情况、讲清道理,藏民同意了才上山。要藏民们说哪座山是神山,不能勘探,那谁也不会上去。日子久了,不管哪来的地质队员,都会和当地藏民说上几句藏语。
高原地质是舞台
虽然有专家折戟沉沙,但这片雪域绝对是地学界的圣土。“对于地质行业而言,青藏高原是个天然的实验室。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最复杂的地质背景与成矿条件,,沉浸在这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人与自然关系中,一定会有独特的发现。”对于地质事业以及他热爱过的这片土地,多吉院士毫不掩饰自己深挚的感情。
团队领军刘鸿飞院长以区域地质研究为基础,融合了地质多学科知识,不断研究西藏地质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时刻关注和学习国内外先进的地质思想,提出新的雅鲁藏布江成矿带成矿作用构造观点近来在国际地质大会上引起关注;张金树和刘鸿飞一起荣获了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个人奖。
特别是在羊八井高温地热资源和驱龙特大铜矿被发现后,香港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国际机构都主动寻求与西藏地调院合作。张金树告诉记者,“以前国外专家老说,你们不行——,现在是追着我们搞合作。”
2008年,作为中科院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吴华放弃在内地很多不错的工作,来到拉萨。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高原恶劣的气候,相对落后的生活条件,同行业最没有竞争力的工资,与爱人孩子长期异地分居……但他同时也明白,对于一个遥感地质专家,高原有他做事业最广阔的舞台。
吴华内心也曾有过波动,无法照顾家人,待遇不值一提,自然环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但最终,他把所有的负能量都转化成科研的动力。他的到来填补了西藏地调院在遥感地质蚀变与矿化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他本人也在来团队仅四年后,就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这在内地不可想象。”张金树评价说。
离开矿区,调研组又回到位于北京中路的地调院,破旧的办公楼给人一种穿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感觉,可就是从这样一栋小楼里出了《西藏雅鲁藏布江成矿带东段铜多金属勘查报告》、《西藏自治区冈底斯东段、藏东三江、班怒带斑岩铜矿勘查规划部署研究》等一批代表着高原地质学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铁锤挥过是足迹
严刚和同事正在拉抗俄矿区海拔4200米处,见到他之前我们的车还上下了几个不可思议的陡坡。
山石、草木、蓝天,这里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三年中只要在此,严刚和同事每天早上都会准备好干粮和水,从山脚下的驻地上山,采集、分析、取样。预查普查是一项很单调枯燥且辛苦的工作,他们能用手中的锤头和自己的经验,寻找着亿万年地理变化留下的蛛丝马迹。
这里到底有没有矿曾经是个悬念,很多业内专家都对此地持怀疑态度。几经波折,多番讨论,地调院还是坚定了在此必有突破的信念。找矿是一个多少需要拼运气的事业,辛苦付出不一定能见到回报。很多水平很高的专家都会接受命运开的玩笑,一辈子也没有找到个像样的矿。地调院这一次运气不错,去年一钻打下去就发现了铜矿以及一种独特的钼矿。严刚指给大家看一片片绿孔雀石,意味着在这里也有铜。
调研组冯楚建副厅长指着远处一个白白的山尖问,那里上去过吗?
“家常便饭。”
该片区域的每个山头和角落,都有他们的脚印。领队张金树告诉我们,怕调研组上了山晚上回不来,早上七点就从营地出发(相当于内地的五点,西藏上班时间比内地晚两个小时),严刚和同事爬到那5800米高的山顶已是下午三点,气还没喘过来,就得赶紧采集矿石标本。饿了顶着风吃口早就凉透的干粮,大部分时候顾不上吃,这就是为什么搞地质的人都是胃病病友。背着几十公斤的样本下山时,早已是下半夜,“那上边的雪很大,气温更低,氧气含量非常少,人很容易犯迷糊,要是睡过去就麻烦了,怕很难再醒来。”
正逢来高原的第二天,呼吸着相当于平原60%氧气含量的空气,记者依然头痛脑胀,裹着皮衣也瑟瑟发抖,科技人才中心的女同志下飞机头天就连吸了几袋氧,此时站在相对条件最好的一个探矿驻点山脚下都有些头重脚轻飘飘然。调研组谁也没气力去想象远处山顶上是什么样子,更不要说去背石头了。说话当间,张金树居然也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个锤子,四处敲打起来。
科研信仰是向度
在没来西藏之前,科技人才中心在内地组织过多次调研,大家也反映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体制机制、经费使用、生活待遇之类,比起内地科研人员所提出的问题和困难,西藏都有,但有一样西藏没有内地有的,“这里没氧气啊!”刚从内地回拉萨的团队成员坦言。团队野外作业基本上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上山背干粮,下山背样品,平均负重10公斤,这还不不包括打钻的设备。钻杆30公斤,发电机100公斤,都是肩扛人抬的。“说我们苦还不算,地质工程人员比我们更苦。”聊到上山,吴华直摇头。张金树就是他所说的最苦的地质工程人员出生,最高曾在海拔5200米的山上搭帐篷睡过。不光是睡不着,那个头疼啊……
如此艰苦的条件,成果照样丰硕:2006年,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8年,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09年,国土资源科学二等奖;2010-2011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1年,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区域地质调查优秀图幅展评二等奖、三等奖;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地调院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奖状,还有放不下的奖杯。个人奖项也不少,但对他们来说,最引以为豪的还是2011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团队2012年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看到这些荣誉,科技部人才中心的同志第一反应就是:奖金足够丰厚!谁不知道这些奖项意味着什么,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除了工资,每个人拿到手的也就一万元左右的年终奖。2013年以后,年终奖也取消了。
别的奖项没奖金也就罢了,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没奖金,哄三岁小孩行,哄科技部的同志可就太离谱了。——“科技进步特等奖给到地勘局和地调院的奖金是100万,但最后大家一分也没要,都捐了!”原来,在多吉院士的倡议下,所有获奖者一致同意将100万捐给西藏大学,作为奖金奖给地质学优秀贫困学生。多吉院士在地质界德高望重,不光作为管理者培养了人才,建设了队伍。更重要的是他在科研上的贡献让他赢得了同行的尊敬。大家一致认为,特等奖的成果大部分源于在西藏的基础,而没有多吉院士的努力,西藏探矿工作也打不下这样的基础。多吉院士捐款是出了名的,很多奖金都捐了出去,不光捐利,连名也捐。就这个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获的科技进步特等奖,本来多吉院士的名字是排在第二位的,他却主动把名让出来,说年轻人更需要舞台,多吉院士的高风亮节感动了所有的人,许多院士纷纷效仿,让不少青年科研人才脱颖而出。成为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正因为有地质前辈作为精神向度感染和鼓舞着大家,捐奖金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习惯:了解了这个团队不为名利的传统,大家也就不难理解获了科技进步特等奖,却最终仅仅一人奖了一个月工资(只是基本工作加高原津贴,2000来块),大家还呵呵的,没人埋怨……比起去野外大家AA制的贴钱强多了。去野外一天吃穿住行一共就补贴二百多,旅游旺季拉萨宾馆紧张,最便宜的住宿一天也得这数的两三倍。自己带睡袋和帐篷出野外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时代谈理想总觉得有点傻愣,但在这个团队,大家真的很有理想。或许是这片土地孕育了大家朴素的价值观。苦是苦,可毕竟还有饭吃,而且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可以干,比起那些连饭都吃不上的贫困孩子,同样充满求知欲,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团队成员朴素而简单地想法形成了一种精神向度,鼓舞着每一个人,让大家在这片神圣的净土不计辛劳尽情挥洒着热血和青春!
人才奇缺是忧患
在同一个院里,还有些老旧的住宅楼,那里就是地调院的宿舍。这些多年未曾粉刷的房子都姓“周”,叫“周转房”。因为是周转,所以房间里陈设异常简单,大多是桌上摆个电视,再有套柜子、沙发。由于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家都在内地,退休后肯定是回去养老,所以这里始终不能给他们一种家的感觉——两个包袱一兜就能完成整个搬家过程。也正因为这样,大家都是一种凑合的心态居住。只是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凑合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团队骨干西藏地调院总工潘凤雏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位老人,就住在地调院,年近八旬,在西藏搞了一辈子地质工作,退休后回到内地发现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平原了,只好回到这个院子终老。听起来像故事,但不是故事,是找矿人的鲜活的人生。
和很多长期驻藏的汉族干部一样,在高原生活多年,他们的身体发生了很多机理性变化,退休回到内地,往往要面对一个“三年大坎”。如果安全度过,就可以踏踏实实安度晚年,但很多人却迈不过去。西藏地勘局已经退休的工会主席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整个西藏地勘系统人员的平均寿命只有57岁。潘凤雏玩笑着说,其实不需要退休了,干死在工作岗位上就好,也挺幸福。
有人老,有人走,但来的人却不多。“人才奇缺是忧患”,刘鸿飞院长说。
如果靠高收入来吸引人才,怕是不能遂人愿。对于外界传说的高工资,张金树坦言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虽然为国家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宝藏,且身处偏远的高原,他们的工资仍然是几千块。即便是出野外,他们每天拿到补助仅区区几十块,远远低于内地同行。若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来此,月薪最多三四千元。这样的待遇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不差多少,可自然环境和生活、工作环境怎具有可比性。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地调院在内地人才招聘会摆展台,整天都无人问津,偶尔来了一个问及待遇,负责招聘的地勘局局长都不好意思开口。
“西藏是科学研究大有作为之地。”多吉院士再提高原的魅力,目前许多地质学家都是因研究西藏而名扬海内外。内地肯定有着更好的生活条件,但西藏拥有独一无二的研究课题,以及更为巨大的研究价值。我们无法忽视多吉院士和老地调人身上的奉献精神。
如果说支撑多吉院士、刘鸿飞院长的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那么以吴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又是怀揣着怎样的理想?在他们之后,这片高天厚土该怎样实现传统精神的传承和新生力量的接续?
■相关链接:
西藏地质背景与成矿作用研究创新团队,成员专业涵盖区域地质、矿床地质、构造地质、数学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遥感和水工环等专业领域,自成立以来,主要对西藏地区的地质背景与成矿作用、地热资源与成矿关系和油气资源潜力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
2012年入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之“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团队现有核心成员7人,其他参与人员6人,绝大多数成员为地调院职工。
下一步,西藏地调院将继续承担中国地质调查局青藏专项项目和其它科研项目,仍将在地质科学领域大展宏图,而创新团队的发展壮大能够极大地促进地调院技术研究工作不断提高,特别是通过承担项目或课题,对提高西藏地质矿产工作研究程度和单位发展均有益处,从而带动地调院地学各学科的丰富和发展、科研水平的全面提升。
调研背景:科技人才中心宣传工作负责人在一次交流活动中偶然了解到这支团队的感人事迹,第一时间汇报人才中心领导,李普主任当即联系西藏省科技厅,科技日报,促成调研。
调研组之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人物侧影:
冯楚建,2013年来西藏,援藏干部,家在北京,长期失眠……
李家丰,1989年来西藏,家在武汉,两地分居……
刘海燕,1989年来西藏,家在成都,三地分居……